晋中市史志研究室

晋中，因地处“三晋之中”而得名，是山西中国共产党组织建立较早、党员人数较多、党的活动十分活跃的地区。1937年7月，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9月，八路军挺进山西，协同国民革命军直接对日军作战，抗击日军南侵。11月初，忻口战役失败后，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山西失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前线形势的变化，作出八路军立足山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充分发动民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坚持持久抗战的决策。八路军总部由五台山地区向太行山转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三大主力部队随之转赴山西各地建立根据地，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三大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晋中处于三大抗日根据地的结合部，得地利之优势，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晋中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师分兵部署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首发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此实施第一次战略展开

八路军总部在忻口战役中完成协同国民党军阻击日军南侵的指挥任务后，随之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向太行山区转移。1937年11月11日至12日，八路军总部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进行坚持华北抗战的总动员，史称“石拐会议”。会议由朱德总司令主持，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第一二九师政委张浩等参加。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八路军当前任务的指示，具体部署八路军三大主力师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工作，即第一二〇师以管涔山脉为支点，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一五师一部留在晋冀豫边区，其主力由晋东南转入吕梁山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一部，由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这次会议首次明确部署八路军依托山西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成立军区，建立地方武装，壮大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整个八路军发展历史和根据地的建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37年11月13日至14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也在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总部决定，研究部署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等工作。会议决定全师化整为零，分散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具体做法是：各团的每一个营都抽出一个连，到指定地区同地方党组织与游击队一起活动。石拐会议是第一二九师创建太行山根据地的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会议，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后来说：“石拐会议其实是第一二九师的第一次战略展开。”会后，第一二九师抽调三分之二的兵力分散到各地，与地方党组织相结合，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创建根据地。

二、晋中是晋冀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策源地，为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创造了基本条件

石拐会议后，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部与中共冀豫晋省委移驻辽县（今左权县）西河头村，负责指挥和领导开辟根据地工作。这一时期，中共冀豫晋省委的活动重点也在晋中区，中心任务是密切配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工作，恢复、建立和改造晋中各县政权组织，成立群众团体，开展群众运动，建立抗日武装，组织游击战争，使晋中成为太行山根据地的基点。我党的高级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彭真、刘伯承、张浩、邓小平、徐向前、陆定一、李菁玉、李雪峰、徐子荣、宋任穷、柴树藩、倪志亮、黄镇、彭涛以及军团干部陈锡联、陈赓、刘华清、秦基伟、王树声、赖际发等，第一二九师营以上干部都先后到过辽县西河头村，晋冀豫三省特委干部，各县委干部汇聚这里，共商太行革命根据地创建大计、共商抗日大计，西河头村成为英雄荟萃之地，晋中成为晋冀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策源地。

为了在敌后开展并坚持持久的游击战争，八路军进行了广泛的动员，晋中各地掀起了青年参加八路军、游击队的高潮。第一二九师派民运部长赖际发和秦基伟、姚大飞等人带领部分干部及教导团第五连，先行到达榆次、太谷一带，负责在晋中的寿阳、昔阳、和顺、榆次、太谷等县组织游击队，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18日，晋冀豫地区的第一个游击兵团——冀豫晋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组建，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赖际发，亦称“秦赖支队”（后序列番号为独立支队）。接着以第一二九师主力一个营和一个连为基础，组建活动于榆社、武乡等地域的谢家庆、张国传大队（谢张大队），以昔阳等地为活动地域组建汪乃贵支队（汪支队），以辽县青年参军为主组建辽县补充团，以昔东、和顺为活动地域组建晋东游击队。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5个月中：平遥县有1000名青年参加第一一五师，1000多名青年加入第一二九师等部队；榆社县的抗日游击队成建制编入决死一纵队游击一团；昔阳县参加第一二九师和晋东游击队的青年超过2000人；寿阳、榆次、祁县的大批青年分别参加第一二九师所领导组建的游击支队和地方抗日自卫队。短短几个月，晋中共有近2万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群众组织。

三、晋中是著名的“刘邓大军”最早的立足地和出发地，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抗战精英

1937年11月15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司令部进驻辽县西河头村。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接替张浩任第一二九师政委到达西河头村，从此开始了与刘伯承师长长达13年之久的合作共事。刘伯承和邓小平运筹帷幄，一边指挥华北游击抗战，一边与当地党组织相结合，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和抗日政权，巩固扩大根据地，发展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使第一二九师由最初的9000余人，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拥有30万军队的闻名中外的“刘邓大军”，创造了解放战争初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挺进中原、开辟新解放区的奇迹。

晋中是八路军游击战争最早的干部集训地。为适应太行抗日形势的急迫需要，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进驻西河头村后，举办了18期游击训练班，为党培育了大量的领导抗日游击斗争的干部，使晋冀豫区的抗日斗争迅速开展起来。1937年11月28日，第一二九师创办的辽县游击训练班开班，刘伯承师长作了抗日游击队四项基本任务的演讲。刘伯承根据部队的现实状况、敌人的战术特点和第一二九师的作战经验，写出了《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击退正太路南敌人的战术考察》《游击战和运动战》等讲稿，并结合实践事例，亲自给训练班的学员们讲授。参加训练班的学员分成两部分，课程略有区别。一部分是师属各部队排以上的干部，学习的内容是如何分散到敌后，发动和组织群众打游击；一部分是地方县、区级干部，学习的内容是如何组织自卫队，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配合正规军、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军，以及组织好支前工作。游击训练班的学习，每期多则一月，少则半月。部队学员毕业后被派到各地，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展壮大游击队；地方干部则回到本地，以区、村为单位，组织群众性的自卫队，有的补充到已经成立的游击队里成为骨干。

第一二九师的游击训练班，成为八路军培养干部的一种固定形式。游击训练班的开办，有力地促进了游击战术在晋中的推广和成熟，广大学员在战斗中灵活运用，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军。

四、晋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发挥了华北敌后抗战战略支点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第一二九师等150多个党政军学商机关在晋中驻扎5年之久，指挥八路军华北抗战。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中共中央北方局从1940年5月由武乡县迁往左权县下武村，1941年8月下旬迁往上南会村，1942年6月中旬又迁至距麻田不足5华里的上口村，1942年10月移驻八路军总部驻地上麻田村。八路军总部从1940年11月7日由河北省涉县进驻左权县大林口村，8日到达武军寺村，1941年7月1日移驻上麻田村。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左权驻扎5年零3个月，八路军总部在左权驻扎达4年零9个月。共产党、八路军领导和指挥华北军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直至抗战胜利，书写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壮丽篇章，铸就了传之久远、光照千秋的太行精神，晋中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

在晋中这片红色土地上，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晋中军民与日军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组织了两次反日军“六路围攻”、两次反日军“九路围攻”、白晋战役、百团大战、1941年冬季反“扫荡”作战、1942年春季反“扫荡”作战、1942年夏季反“扫荡”作战、1942年秋季反“扫荡”作战、1943年夏季反“扫荡”作战、祁（县）太（谷）平（遥）战役等战役，开展了激烈的反“维持”、反“蚕食”斗争，进行了著名的黄岩底伏击战、广阳伏击战、阳曲山保卫战、马坊攻坚战、收复和（顺）辽（县）等战斗，涌现出左权、何云、黄君珏、丁思林、马定夫、武克鲁、胡光、武光大、阴杰、薛佑之、高国杰、王居仁、马佩珍、刘守昌、刘元龙、韩奎、张子祥、梁奔前、刘金荣、高尔华、张绍文等著名抗日英烈。

晋中也成为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殉难地。1942年5月，日军集结近3万兵力，发动针对太行区共产党、八路军首脑机关和指挥人员的铁壁合围大“扫荡”，面对敌情，左权将军奋勇承担了指挥突围的重任。25日，左权将军率总部机关人员转移到麻田十字岭时不幸中弹，壮烈殉国。为永志纪念这位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民族英雄，辽县正式更名为左权县，晋中大地由此诞生了一个由将军名字命名的红色地标。

五、晋中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诞生地，为敌后民主政治建设作出巨大贡献

1941年7月7日至8月15日，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辽县桐峪村隆重召开，历时40天。这是中国共产党采用“三三制”的原则，运用民主选举的办法，在华北最大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产生的抗日政权，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权建设的有益尝试和成功运用，也为以后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政权作了预演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参加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有来自全区各界参议员130余名，严格按照“三三制”的原则推选，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大会组成资格审查委员会及提案审查委员会，将与会的议员和有关人员划分为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青年妇女、民众运动等7个组，审议讨论大会提案等有关问题。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作为边区最高权力机关，选举产生参议会议长、副议长及委员。会议选举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选举产生了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大会还通过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条例》《土地使用法》《统一累进税条例》《1941年度全区财政预算案》《婚姻法条例》及《新民主主义的新闻政策》等纲领、法令。8月15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及全体委员在桐峪镇宣誓就职。从此，晋冀鲁豫边区根据地在政权上实现了统一领导。

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和边区政府的成立，既巩固了根据地建设，对全民族抗战胜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又在中国民主政权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权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延安《解放日报》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召开发表了题为《敌后民主政治的伟大贡献》的社论。社论指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不仅是敌后民主政治的新成就，而且对于全国民主政治也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在抗日战争时期，处在三大抗日根据地结合部的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长期驻扎在此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第一二九师师部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上演了一幕幕团结抵御外辱、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雄伟活剧，晋中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执笔人：庞建明 杨美红 张彦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