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的万里长城。秦始皇修长城，孟姜女哭长城，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们还知道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万里长城长万里。也许有的人还知道八达岭的长城、金山岭的长城、古北口的长城，但是并不一定知道在晋中的昔阳县、和顺县、左权县与河北省交界处也有明代长城。

晋冀交界处晋中段的明代长城主要分布在晋中东部作为山西、河北省界的太行山山脊之上。从北向南，昔阳县、和顺县、左权县以及这3个县与河北省赞皇县、邢台县、武安市的交界处都发现有明代长城。因为这里山势险峻，能够利用悬崖峭壁起到一定防御作用，所以，这一段明代长城主要修筑在地势险要的峪口、关隘。

昔阳县与赞皇县、邢台县交界处长城，从北向南，起始于九龙关村东的317省道南北两侧山体之上，经黄安村南侧，到皋落镇圪塔店村东南，现存墙体约5000米。在冶头镇口上村还存有一段长400余米的长城。昔阳县著名的关隘有九龙关、鹤度岭关和马岭关。马岭关和鹤度岭关仍有古道可寻。

从昔阳县皋落镇圪塔店村往南进入和顺县境。和顺县与邢台县交界处的长城，大致也呈南北走向。自北向南从井蛙村东侧开始，至大川沟村东，到达松烟镇夫子岭村东，现存长城墙体近8000米。长城所经区域，多分布有关门或关城建筑。大雨门村东有黄榆岭关，小董坪村东有支锅岭关，还有杏树湾关和夫子岭关等，这些明代关口至今仍留有石块铺成的古道。

从和顺县松烟镇夫子岭往南进入左权县境。左权县内残存长城遗迹不多。由北向南，在芹泉镇水泉村东1.5公里与武安市交界的摩天岭山顶，有一段长140余米的长城，设峻极关。羊角乡盘垴村即明代黄泽关所在地。黄泽关东南600余米处仍存有一段长城，但由于兴修公路，破坏严重，仅存30余米。左权县往南，长城进入长治市黎城县。明代长城是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晋冀交界处的晋中段长城以墙体为主线，与关堡共同构成了战争防御设施。

墙体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主要用土石混筑而成。较宽的墙体采用两侧石块垒砌，中间填以碎石泥土，石块缝隙间填以灰泥。这种砌筑方法较为普遍。由于长时间的风雨侵蚀，石块缝隙间的灰泥多已荡然无存，仅在个别段有存留。对于较窄的墙体，则采用石块混合泥土垒砌，石块缝隙间填以碎石、泥土。左权县、和顺县与邢台县交界处的长城有这样的做法。除人工墙体外，由于地处险峻的太行山之中，倚山为险也是这段长城的重要特点。这些山险的一端或两侧与人工墙体相连，而且都在形势险要之处。

长城墙体修筑时多沿山脊而行，但主要是沿山体脊线靠西一侧山西省方向修筑，这样就使墙体两侧高度不一。面向河北省一侧因地势较高，墙体明显较高。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长城墙体面向山西省一侧的山坡较陡，面向河北省一侧的山坡较平缓，因此，从墙体两侧不同高度和地形来看，这些长城应该是河北省一侧防御山西省一侧的设施。昔阳白皮关遗留的关门设施也证实了这一点。

晋中段长城关堡不多，关门较多。一般在关隘左右以修筑城墙为主，只是在一些较重要的、需屯住较多官兵的关隘处才会兴建关堡。左权县的黄泽关堡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处。这与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王士翘所撰《西关志》记载相吻合。

据《西关志》以及明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刘效祖所撰《四镇三关志》记载，明代在北方边境地区修建的长城，因隶属于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或称山西镇）、延绥镇（或称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或称陕西镇）、甘肃镇九镇，也称为“九镇长城”或“九边长城”。昔阳县、和顺县的长城隶属于蓟镇。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设真保镇后，隶属于真保镇，分别归故关、马岭口管辖。

故关所辖诸关隘位于明真定府赞皇、元氏、井陉三县与太原府平定州、乐平县交界区域，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昔阳县、平定县与河北省赞皇县、井陉县交界区域。故关旧城（即今旧关）建于明正统二年（1437年）。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由于“虏寇太原密迩故关，故关旧城险不足，乃北筑于隘口，即故关新城，设把总一员”，故关新城即今固关。娘子关建于明景泰二年（1451年）。其他关隘建于明代正统、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其中的一半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

马岭关口诸关隘位于明顺德府沙河、邢台、内丘三县西界，就是今天的昔阳县、和顺县与河北省邢台县、内丘县相邻地区，建于明代正德、嘉靖年间（1506年—1566年）。

左权县境内的长城，为明代河南省所建。黄泽关北门门拱上方嵌一方石匾，正中阴刻楷书横排“飞磴盘云”四字，上款阴刻楷书竖排“大明嘉靖二十二年季春吉旦”，下款阴刻楷书竖排“巡抚河南都御史秦中李宗枢建”。可见，黄泽关的修建年代为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

明代“九镇长城”是抵御蒙古族南下、东进的庞大防御体系。终明一代，长城的修建、修复与蒙古族的南下、东进一样是非常频繁的。晋中昔阳、和顺、左权段的长城多建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至二十二年（1543年）期间。在此期间，据《明史》载：嘉靖二十年（1541年）秋，“俺答下石岭关，取太原。吉囊由平虏卫入掠平定、寿阳诸处”。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夏，“敌怒，入寇，掠朔州，抵广武，由太原南下，沁、汾、襄垣、长子皆被残；复从忻、崞、代而北……敌遂从雁门故道去。秋，复人朔州……”在如此频繁的蒙古族南下、东进的情况下，为保障京师、北直隶安全，真定府、顺德府等地纷纷修筑长城。现存于马岭关的《邢州西山关隘建修碑记》石碑，记载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狄人入寇，陵轹山右，至围太原，逼井陉，恒襄震动，谓其与接壤也。无何，虏还……”于是顺德府“每隘筑城，每城建楼，中设重门，以严启闭。傍列营房，以便直宿。树墩堡以备瞭望。缭垣墉以防越度。为关通行者六，为垣塞隘者二十有二”，即修筑了6座关城、22座隘口。《西关志》所录的《鹤度岭边城记》碑和《大岭口设险记》碑，记载了由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蒙古族南下，顺德府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筑成鹤度岭关和大岭口关。

据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九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郑芸所上呈《乞恩议定地方载入敕谕以便行事以防虏患疏》，称：“近年以来自后沟口（时为平定州乐平县与真定府交界处，今在昔阳县境内）而南，顺德等府及大名兵备道所辖地方，该巡抚衙门修设隘口数多。”又据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九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李秀春所上呈《乞恩议定地方载入敕谕以便行事以防虏患疏》，称顺德府“所属内丘、邢台、沙河三县边山一带地方隘口，北自锦绣堂口起，迤南至数道岭有名大口共十处，近来因达贼声息，蒙抚按衙门修筑，并真定府隘口并入井陉兵备道……”可见，从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蒙古俺答汗大举南下后，真定府、顺德府等至少用了三年时间大规模地修筑了许多关隘。而且蒙古族的南下，已经试图突破传统的“九边”范围，甚至准备从黎城、涉县一路入犯北直隶、河南。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正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郑芸上呈《广集议以御虏患疏》，称：“查得丑虏东犯之路，紫荆关、故关等处亦既有备矣。止有河南彰德府涉县地方，逼近山西黎城等处，山坡平漫，虏可上下。近日山西拿获奸细声言，今岁东侵，多由黎城，盖即涉县一路也。释此不守，纵之过山，欲以决战于平原旷野之地，岂计之得耶？说者以为，河南地方不必过为干预。然丑虏逾山而东，直冲广（平府）、大（名府）、真（定府）、顺（德府）等府，其祸不在河南而在畿辅，虽山东临清诸处，亦有所不免，此殆三省门户，不可不慎。合无题请或先会同河南、山东并三省之力，共守此险。”这份奏疏指出在河南省与山西省交界处加强防备的重要性。郑芸的奏疏是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正月上呈的，左权黄泽关“飞磴盘云”石匾的款识是“大明嘉靖二十二年季春吉旦”，从时间上可以看出，是年正月郑芸上疏后，河南巡抚李宗枢为加强防备，于季春时修筑或加固了重要隘口附近的关堡或长城墙体。

晋中昔阳县、和顺县、左权县明长城的战争防御功能非常明显，但是其作用不止于此。据左权黄泽关内现存的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所立《辽州黄泽关重修义勇武安王庙工峻记碑》石碑，记载巡检霍儒“立墩设堡，关南泼井，岭北摩天，羊绹保障，百草藩篱，奸寇缉捕，商途宁谧”。又据明天顺八年（1464年）所立《重修义勇武安王庙记》碑，有“以验往来诚伪之人”的记载。看来，检查过往行人、防止匪盗也是长城关隘的重要作用。

长城是一段历史，长城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座丰碑。长城的修筑，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延续到明代，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两千多年来，在长城脚下不断上演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剧，这其中既有生死搏杀的战争，也有和睦相处的安宁，长城始终是一条纽带，把生活在两边的民众联系在了一起。

编辑 董文龙 胡启龙 校对 孟佳琪